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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想象中拍得要好，唐书璇仅两部电影便可挤入香港电影史，前作《董夫人》堪称香港般《小城之春》。拍摄《再见中国》的勇气和难度可见一斑，当时还正处于文革时期，唐书璇抓住了那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以及弥散在人群中的疯狂和惊恐，“逃离中国”是全片的主线，不同于类型化的《省港旗兵》，唐书璇着重环境写实与人物心理的刻画，将历史的真实性和个体的矛盾性相比照，历史浪潮裹挟之下的个体何去何从。虽逃离了中国，但支撑意识形态的意志已经垮塌，在香港这样的资本主义丰盛社会里，再见中国体现出一种逃离后的迷茫和无助，这也是“政治人”异化成“消费人”的身份焦虑。